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微博网友“@直播成都”爆料称，成都文理学院一名女学生在学校食堂吃饭时，因未带饭卡让食堂阿姨帮忙刷卡支付。在将餐费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后，该女学生举报对方私收现金，导致食堂阿姨被学校罚款2万元，举报人则获得2000元奖励。
这一消息见诸网络后，引发网友强烈关注。目前，这一事件还没有最终定论；涉事学校成都文理学院则两次发表声明，企图从此事中开脱责任；当事女生也未对此次事件对外界表露任何态度。
无论这一事件最终结果是什么，仅就目前已知信息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是学校这一强制规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学生是否存在举报、打小报告的行为。
学校的甩锅通报到底在逃避什么？
自事件经网友爆料后，成都文理学院连发两份通报，回应社会关切。第一份通报内容简短，直接否定了网传文章内容，称“经查，不存在上述事实”。第二份通报，则将学校自身从这一事件中“抽出”，声称涉事食堂阿姨非学校员工，并要求承包该校第一食堂的某餐饮管理公司，“加强管理，规范其引进商家的经营行为。”此外，在第二份通报中，成都文理学院认为，不存在舆情所言“对食堂阿姨罚款20000元”的事实，也不存在舆情所言“对举报者进行奖励2000元”的事实。
成都文理学院的否定，能视作是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这一涉及学校经营切身利益的事件，通报声明不能自说自画。我们尊重学校发表声音的权利，但也请拿出有理有据的事实证明，或者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等第三方单位介入调查。毕竟目前诸多事实指向了学校所否认的罚款及奖励的事情，可能确为事实。
据一份发布于2016年12月13日，由成都文理学院后勤处等发布并加盖公章的通知显示，“严禁食堂窗口使用支付宝、微信、美团外卖等公众平台支付餐费。一经发现查实，罚款20000元／次”。既然学校有过先例，那么这一事实就不能被忽略不提，起码学校若要是自证清白，也应该“理直气壮”地表示曾经有过但已经废止。现在急于撇清否定，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众所周知，餐饮行业是一个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尤其是高校食堂，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且消费客源数量稳定又庞大，再加上拥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可以说是一个众人争抢的“香饽饽”。因此，学校食堂及负责管理的后勤部门往往容易藏污纳垢，存在腐败和权钱交易现象。
而强制学生就餐使用饭卡，明面上看似是为了避免现金交易带来的食品卫生问题，还可以限制校外人员校内就餐引发矛盾。但私下里，强制饭卡消费的功能，则是为了方便学校方面抽取档口营业额提成——只有所有账目经过校方结算系统，而非通过第三方支付直接进入经营者口袋，学校才能保障其利益收成。
因此，成都文理学院急于否定，显然逃脱不了学校在过往食堂管理上可能存在的金钱利益问题，担心在此次事件发生后被顺藤摸瓜。更何况，这样的行为虽然属于企业罚款权，但目前已无任何法律法规为企业行使这一权利背书，2万元的巨额罚款显然已经超出社会认知。
对告密行为的恐惧，才是引发网友关注的根源
当然，若这一事件仅是挖掘出高校管理乱象，显然不会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这并非不可解决且急迫的问题。学校的急于甩锅，恐怕也脱不离该校教育价值观的扭曲。
在这一事件中，女学生被指忘带饭卡让食堂阿姨刷卡帮忙支付，随后通过微信转账餐费，并将食堂阿姨举报。成都文理学院的回应，既没有还原真实情景，也没有明确否认女学生因举报而获得奖励2000元。这样的含糊态度，无法还原事件真实情景，更无法帮助女学生走出是非境地。
在没有明确事实结论的前提下，女学生的这一举动要么被视作寓言故事中的“农夫与蛇”，要么被视为为了奖金听从学校指令进行“钓鱼”行动。毕竟，媒体调查发现，2017年该校曾发布通知，鼓励全校师生监督食堂营业窗口，“凡发现食堂营业窗口收取现金的，应向后勤处膳食科进行举报。经核实将对举报人进行200元／次的奖励。”
结合前文所述说学校对食堂不准使用第三方支付的“严苛”管理，加之学校曾经花钱鼓励学生举报问题的制度，此次事件女生为了奖励而作出有违道德伦理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学校通报的含混不清，更深次的实质问题是为了开脱自身在教育和学生管理方面的责任。
得区分，举报的目的若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那是应该给予支持并肯定的；若是为了某一方谋取不伤及社会公众利益，即私利，那么此时举报的性质则于告密并无两样。对于告密行为，自古以来都是被唾弃的，学校若是鼓励学生告密这样一个怂恿作恶的行为被坐实，其还有何颜面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
当然，学校有学校的错，学生有学生的错。确实，举报学生的动机暂无法判断，但无论是服从学校安排去“钓鱼”，还是自己就是为了钱突破人伦底线，本质上都是有一样的恶。哪怕涉事女生并未获得任何奖励，这种“以怨报德”的行为不可怕吗？
大部分大学生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作为成年人，应该拥有成熟的价值判断。倘若价值观已然败坏，则批评涉事女学生何来跑偏。媒体曾经有言，恶批公权，善待私权，但当目前类似事件高发，恐不是一个个体性事件那么简单了。
人的变化，必然受制于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今年，国内某高校老师因对学生上课不听课玩手机而表达了不满，并说了几句话，就被学生告密报复，宣称该老师有严重的价值错误。该老师最终被处分。在社会文化文明高度建设发展进步的现今，依旧能够发生这样令人所不齿的事情，谁敢信？而当这样的事情零星的出现，就不得不注意现实环境的因素了。
毕竟，历史上，在某些特殊时期，告密揭发一度成为人们为了生存的手段。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权术而大肆使用，比如汉武帝时期的“算缗”和“告缗”令，比如明朝的东厂。而在封建王朝覆灭后，这样的风气仍旧有着现实土壤。
因此，就有论者称，古代儒家花费精力在这一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法盲，而是他们在担忧人伦底线，“父为子隐”“亲亲相隐”等说法便是印证。
人民日报在2015年曾刊文称，“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也在该校财政金融学院2018届毕业典礼上讲话表示，不告密是你们应坚守的人生底线。
故而，成都文理学院一事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对学校制度有问题，女生个人道德是否有问题的讨论，更在于成为判断社会是否“生病”的一个标尺。历史上因为告密给人们伤痛，太多太多，由这一事件引发的社会讨论，其意义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将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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