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轮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单靠货币政策已经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稳定、控制资本流动。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启用新的管理工具，包括一些宏观审慎工具(Macroprudential Measures, 简称MPM)和资本流动管理工具(Capital Control Measures, 简称CCM)。这些工具在特定条件下十分有效，并已经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和使用(图1)。本文将在前人文献基础上，分析MPM与CCM对跨境银行业资本流动的共同影响。敬请阅读。
一、文献回顾
一是关于宏观审慎政策(MPM)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对于借款国，Cerutti、Claessens和Laeven(2017)认为MPM的实施会使一国的跨境借款与国内借款之比上升。但Akince和Olmsted-Rumsey(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MPM对跨境直接借款的影响要小于其对国内借款的影响。
对于放贷国，Buch和Goldberg(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MPM会使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丹麦的银行系统通过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的放贷增加，但对于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和德国，MPM会产生相反的作用。Avdjiev等(2017)发现当放贷国实行更加严格的MPM时，该国银行会通过资本状况更好的分支机构增加放贷规模，从而规避监管。
二是关于资本流动管理政策(CCM)和MPM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
这里的溢出效应是指，当一国选择使用MPM或CCM时，会对跨国银行的国内业务产生限制，从而使跨国银行更倾向于通过其外国分支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实际上使相关业务从银行国内总部“溢出”到了其外国分支机构。
Ghosh、Qureshi和Sugawara(2014)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对放贷国还是借款国，CCM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都有影响。Bruno、Shim和Shin(2017)的研究发现，对于亚洲的借款国，CCM会通过影响银行分支机构的资本流入而产生溢出效应。Klein(2012)通过大量实证指出，CCM虽会通过银行的分支机构产生溢出效应，但其程度较有限，这与本文结论一致。
三是关于国际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间的内部资本流动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Cetorelli和Goldberg(2012)认为，全球银行业都在通过内部资本再分配进行流动性管理。Aiyar、Calomiris和Wieladek(2014)发现，为应对英国本土越来越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英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放贷规模呈增长趋势，这是监管套利的表现。Cerutti和Claessens(2017)认为，当银行面临“围栏”改革时，会减少直接跨境贷款，转而通过分支机构进行放贷活动，从而绕开政策限制，这与本文“分支机构可能成为跨国银行规避监管的渠道”的观点相一致。
四是关于监管套利。
Houston、Lin和Ma(2012)通过研究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银行会通过将资金转移到监管限制更少的市场进行监管套利。Ongena、Popov和Udell(2013)对欧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认为当对一国国内的银行活动限制越严格、最低资本金要求越高时，该国银行就会更加偏向通过限制较低地区的分支机构进行贷款。近期的论文(Claessens和Horen，2015，Cerutti和Zhou，2018)表明，金融危机后，对银行信贷活动的限制日趋严格。
五是关于MPM和CCM之间的互补性。
一些研究(Korinek和Sandri，2016)认为二者具有互补性。同时，一些研究(IMF-FSB-BIS，2016，Agenor和Pereira da Silva，2018，Choi，2018)呼吁监管者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应加强对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监管，从而减少预期外的国内政策溢出效应，并实现更好的风险分担。
二、MPM会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溢出效应
根据实证分析及反事实度量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es)的结果(图2)，MPM对放贷国和借款国的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均会产生溢出效应。对于放贷国，这种溢出效应是指MPM使该国银行业直接跨境资金流出减少、但通过海外分支机构流出的资金增加；对于借款国，这种溢出效应是指MPM会使该国银行业直接跨境资金流入增加、但通过海外分支机构流入的资金减少。
对于放贷国，实证结果显示，杠杆率限制、跨国银行风险敞口以及外币贷款限制等MPM都与更低水平的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出相关；MPM会减少放贷国跨国银行总部对借款人的直接贷款，尤其是会减少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贷款，从而使银行直接跨境资金流出减少。但放贷国的MPM同时也会导致跨国银行通过其外国分支机构进行的放贷增加，使跨国银行通过外国分支机构渠道流出的资金增加，从而产生溢出效应。
对于借款国，MPM导致银行直接跨境资金流入明显增加，银行同业敞口限额和外汇贷款限额等MPM会导致规模更大的直接银行跨境资金流入。同时，MPM对借款国也存在溢出效应，会使跨国银行在当地分支机构的借款减少，但对借款国的溢出效应较小。
鉴于不同政策工具所产生效果的异质性，本文还对不同MPM工具(包括对贷款价值比的限制、对杠杆率的限制、对国际银行敞口的限制、对非本币贷款的限制等)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区别进行了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对于借款国，多数MPM工具会产生较为显著的溢出效应，如对杠杆率的限制、对国际银行敞口的限制、对非本币贷款的限制等政策。但对于放贷国，具体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贷款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CCM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溢出效应
CCM往往并不专门针对银行，但这些措施旨在影响跨国资本流动，因此它们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银行的跨境资金流动。根据实证结果，CCM同样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溢出效应(图3)。
对于放贷国，资本流出限制会导致银行直接跨境资金流出减少，但银行通过外国分支机构进行的放贷会增加，这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对于借款国，资本流入限制会使该国银行业直接跨境资金流入减少，但银行通过外国分支机构进行的借款会增加。CCM对放贷国和借款国直接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在统计上有时较为显著，但大多数情况下影响较为有限。
本文还对不同CCM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区别进行了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当对放贷国对外债券投资施加限制时，放贷国商业银行通过外国分支机构进行的放贷会进一步增加；当借款国对来自非居民的贷款施加限制时，借款国商业银行通过其外国分支机构进行的借款会进一步增加。
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很可能通过分支机构绕开监管。但当对放贷国信贷流出施加限制时，该国银行业的直接跨境资本流出会显著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这类信贷控制政策往往并不直接针对银行，而是多以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政策目标，因此产生了对银行信贷的溢出效应。
四、跨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可能成为规避监管的渠道
实证结果表明，当一国当局运用MPM或CCM时，该国银行业直接跨境资本流动和通过国外分支机构的资本流动会产生此消彼长的变动，并出现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究竟是规避监管所致，还是存在其他原因能同时影响一国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需要进一步探索。
如当借款国出现国内信贷较快增长，或该国所在区域出现信贷较快增长时，该国当局会倾向于实施MPM，同时该国的直接跨境资本流入会增加，但由于国外分支机构不处在信贷快速增长的地区，资本流入会相对减少，最终会产生与溢出效应相似的资本流动变化状况。
因此，本文增加了国内信贷与GDP之比以及以距离加权的借款国所在区域信贷流动水平两个变量，以探究溢出效应的真正原因。实证结果显示，这些新的变量并不能解释国外分支机构资本流动的变化，MPM以及CCM与国外分支机构资本流动变化的关系仍然显著，因此规避监管是出现溢出效应的更加有力的解释。
此外，现实中的一些现象也表明，政策规避是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如一些MPM只覆盖跨国银行总部的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其全球机构的合并资产负债表，这就给银行通过国外分支机构绕开监管提供了机会。
五、没有证据表明同时实施CCM和MPM会使MPM的溢出效应减弱
实证结果显示(图4)，MPM与CCM配合所产生的交互作用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会因政策工具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放贷国通过限制杠杆率来实施MPM时，若该国再同时使用CCM，会使MPM的溢出效应上升；但当放贷国使用跨国银行风险敞口限制这一MPM工具时，若该国再同时采取CCM，会使MPM的溢出效应显著减弱。
同时，当借款国使用不同的MPM工具时，若该国同时实施CCM，溢出效应的变动也存在差异。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该国再同时使用CCM会使MPM的溢出效应减弱，这与此前大量文献中关于CCM政策效果有限的观点相一致。
六、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在面对一国运用MPM或CCM时，可能会直接调整其国际借贷决策，从而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建议：
一是放贷国应该采取更广泛的措施应对这些风险，并加强与包括银行分支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的沟通。
二是借款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本国运用MPM产生的溢出效应有所应对，并注意到当放贷国运用MPM时也会产生溢出效应，进而影响本国的借贷。
三是从全球角度看，跨国协调与合作对减少溢出效应、实现更好的风险分担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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