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莞生活从一台机器开始。

　　那是一台1972年在大阪制造的机器，后来被运往长崎的公司，最早操作这台机器的是一位从北海道乡村进城的日本女工。这台机器在日本运转了14年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台湾的高雄。那名北海道的女工已成为一名生活在城市的技术工人，她跟随机器到了高雄，教会了一位台湾女工如何操作这台机器。这位台湾女工出生于屏东县乡村，来到高雄谋生。2001年，这台机器又从高雄搬到了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我和另一位女工一起学习操作这台机器，教我们的师傅正是那位从屏东到高雄的女工，而我来自四川南充的乡村，另一位女工来自河南商丘睢县。后来，我曾为这台机器写了一首诗，其中几句写道：“剥落的绿漆铭牌保留旧时代的风格/方块的谨慎形状，它伸出头颅/从长崎到高雄到东莞，操作台留下/女工们羞涩的青春、乡愁、眺望。”我也给这位睢县的工友写过一首《睢县姑娘》：“她没有背弃的方言与乡愁中的河阳集/在深夜的机台……她从铁片上寻找生活的方向，精准的曲线。”

　　一台小小的机器，承载着无数个像我这样从乡村来到城市寻找未来的人的梦想。机器滚动的声音里、笨拙的转动中、生锈的铭牌上、油腻的齿轮间，蕴含着工业时代的乡愁。生活在异乡的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工业区，有着太多陌生感。当时，这台机器的零配件还需从台湾带过来，台湾师傅每个月往返数次，每次过来都会背上大包的工具和五金配件。

　　后来，这台机器被我的另一个工友买下。他在那家公司工作了7年，2006年出来创业。他依靠二手机器进入这个行业，给一些初创公司代加工零件。当年他只有两台机器，由于部分工序无法独自完成，他说服另外3个工友共同创业。4个人的小作坊终于可以完成标准零件生产，还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随后，4人又合伙建了一个热处理工厂，这样的组合形成了小产业链。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公司不断发展，从城中村的小作坊搬到工业区车间，继而买地建了自己的厂房。

　　那台1972年制造的机器早已被淘汰。他们购置了国际以及国产的先进设备，还自主研发了一些新机器，通过优化程序，效率大幅提升。他们的企业已成长为行业标杆，其技术早已超越当年最先进的外企。有一天，我去他公司车间参观，他指着新机器的安全识别系统说，这些机器不再会伤害手指，因为机器的感应器能够感应到工人们的手。我笑了笑，因为我和他都被机器伤过手指。他们的公司在产业链中分工协作，从原料加工到产品成型，不做大而全，专注小而精，将精力投入技术革新，在细分领域做得很好，最终切入到大企业的供应链中。

　　“从细处开始”“万里之行，始于细步”，公司的车间张贴了很多这样的标语。这些年，他们因为“细而精”，成为华为、比亚迪等大企业的供应商，继而发展成了“细而强”。这几乎是东莞民营小企业发展史的缩影——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从代加工到自主创新直至领先。

　　20年前，我们一起从机台旁开始了打工生活。后来，我在机器旁写诗，创作关于机器、工业、工人生活的诗歌。我的工友们，从一台台旧机器上开始创业。与他们交流时，我发现他们公司的车间都保留着一两台十几年前的旧机器，它们被擦拭得锃亮，陈列在显眼处，虽然多年未启动，但依然保养完好。这一台台机器是他们的创业起点与时代的见证，他们常跟我讲述这些机器的故事。

　　这么多年，我也依旧怀念那些旧日的机器。今天当有人因读到我的诗歌找到我，我总会带他们去我曾经生活的地方，比如，东莞的黄麻岭、寒溪、银湖公园，去看看工业区的机台，并告诉他们，这些地方就是我的诗歌开始的地方。这么多年，在这座城市里，也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在流水线上开始写诗，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个工厂以及工厂里的机台，比如，许强与拉链厂、陶天财与印刷厂、刘大程与手袋厂、蓝紫与玩具厂……当在机器上创业的工友们融入中国工业的产业链时，那些在机台旁写诗的工友们，用诗歌发出时代最朴素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生活的内部，成为新大众文艺的独特风景。

　　那天在工友公司的打磨车间，看着机器人精准地放置零件，一时感慨万千。20多年的时间，流水线手工装配已经变成自动化生产，机械臂取代了高危手工操作。想当年，我身边的朋友多在厂子里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手工玩具组装、鞋厂模具装配、电子元件装配，东莞称这类企业为“来料加工型”——“料”在工厂术语中指“物料”，多为零件与半成品，当时的东莞车间只做简单装配和粗加工。如今，这里的工人转型为手机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工人，企业也已完成从零件加工到成品制造的全产业链转型。伴随着产业升级，无数工人与创业者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

　　一台台机器，仿佛东莞这座城的隐喻。在它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饱满、真实、有艰难更有奋进的东莞。

　　《人民日报》（2025年04月26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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